有位出版界的朋友，看了我近日写的这几篇短文，打来电话说：“我想给你出个题目，看你愿不愿意写。”
他出的题目就是“编辑的精神世界”。
这的确也是我常想的问题。
编辑这个职业是个非常高尚的职业，它使人类文化得以延续。中国最早的名编辑也许要算孔子了，他整理和编辑了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等。宋朝人编辑了四部大书，《太平御览》一千卷，是分类百科全书：《太平广记》五百卷，收集古人的小说和笔记；《册府元龟》一千卷，收的是古人的史书；《文苑英华》也是一千卷，辑集大量诗文。古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完成的编辑大业，至今让我们惊叹。我们今天做编辑，是踩在历代中外编辑的肩头上来做的。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好。但眼下众多出版物存在的肤浅、粗糙、差错频出、雷同常见确实反衬了编辑工作存在不少问题。这些问题难道是物质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吗？恐怕不是。主要还是在精神方面。
我们从事编辑职业，给社会提供的产品尽管叫“特殊商品”，总还是带了“商品”二字，是要卖钱的。但任何商品都是以其独特的属性为社会服务的，书的属性就特殊在它的内容并不是由书的定价来衡量的，一本坏书带给社会的危害是书的码洋补偿不了的。这一职业的使命就是要用好书服务于整个社会，即便是在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里，正直的出版商也恪守这一规则。30年代初，鲁迅和冯雪峰合编《萌芽》月刊，鲁迅明确提出：“不论小说、诗歌、随笔、地方写实，以及关于文艺或社会的评论，均受欢迎，但对文艺或社会取了轻浮的态度，或故意歪曲的稿件，以及只打击个人而并无社会意义的文字，概不收容。”我们知道，鲁迅先生编《莽原》、《语丝》、《前哨》、《十字街头》等，无一不是这样做的。这就是编辑在精神方面坚持的标准。出版界的前辈胡愈之、茅盾，之所以能在商务印书馆脱颖而出，也是因为他们热爱出版业的精神被张元济发现。
如今身在出版业或窥视出版业的某些人，其精神世界不够健康，他们想利用这个神圣的行业赚钱，看中的是读者的口袋，根本不顾及读者的心灵。有的编辑未见得是为钱而做，但也并不真心热爱这一职业，视编书与攒车零件无异。也有的编辑混日子，不进取，即使想看作者的书稿也看不懂。做编辑这一业，不但要有好的学识，还必须有献身的精神。被章士钊先生称为“一位难得的编辑专家”的徐调孚，淞沪抗战发生时，他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，硬是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吞没的印刷厂中抢救出一批原稿，其中就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茅盾的《子夜》和端木蕻良的《科尔沁旗草原》，而当时他还不认识端木。徐先生从事编辑工作60年，一生默默无闻，其实他能写能译，多少人读过《木偶奇遇记》，却未曾注意到此书正是徐先生所译。和这些前辈比一比，我总觉得，我们的精神世界的确有充实的必要。
